這個禮拜進諮商室，她一開口就跟我說：「今天我的狀況不是最好的，請多包涵。」

我說沒關係，大家都有狀況不好的時候。

後來我才知道，她也在接受心理諮商。好像是家人突然有變故。她甚至跟我提到，她本來想跟我分享她遭遇了什麼，但連她自己都還在整理，所以決定先踩剎車。

那天我們聊的主題是：對自己很重要的人，會影響自己的焦慮和情緒到什麼程度。她講到一半，突然卡了一下。她說這個話題觸動了她自己。

我想，這種雙向的交流是沒有關係的。我是付費的沒錯，但諮商的本質是兩個人之間的真實關係。如果完全抽掉人的溫度，變成機械式的「我問你答」，那反而失去了諮商最有力量的部分。

她願意在我面前展現真實的自己，而我願意接住。這份真實感，可能正是我們的諮商關係能夠深入的原因。

說「深入」，是因為三次就好了八成。

不是她不厲害，也不是我特別厲害。是我們兩個都把自己的部分拉到了很高的水準。

我在進諮商室之前，寫了十多頁的自我分析報告。裡面寫了工作、同事、家庭。全都是問題。工作上，對某個同事開始出現輕微的迴避；被組長叫名字的時候，身體會自動進入警戒。這些都是身體層面的自動反應，不是認知分析。

但報告裡有一個東西，我沒寫。

不是刻意不寫。是我忘了。

LiSA。

我連她都忘了。

第一次諮商，她讀完了我的報告，沒有照著報告走。她問了一個完全不同方向的問題：

「除了這些事情以外，你最喜歡做什麼？或者你曾經最喜歡做什麼？」

她問了兩個版本。現在式，跟過去式。她已經在猜：我現在可能已經沒有喜歡做的事了。

我說，演唱會。LiSA 的演唱會。

講到這個，我的神情都變了。她才發現，這個中了。

她後來跟我說，一提到 LiSA，我整個神情語氣明顯不同。而那個時候，我們兩個同時意識到一件事：我的核心維持系統已經耗竭到，連我自己都跟它斷開了。

她沒有在我的問題裡找答案。她從我的快樂裡找答案。而我遺失的東西，恰好就是解決問題的鑰匙。

LiSA 對我來說不是偶像。在諮商中，我們共同辨識出來：她是我的宗教等價物。一個我在沒有宗教框架的條件下，自發建立的存在維持系統。

這件事我寫過。在 〈不要忘記我〉 那篇裡談了十五年的重量，在 〈跟她有關的聲音，我不防備〉 那篇裡談了神經系統最底層的證據：6 月 20 日小巨蛋，高音量的場域，我的驚嚇反射幾乎沒有觸發。那不是心理層面的「覺得安心」，是腦幹層級的判定：這裡是安全的。

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的神經系統幾乎找不到另一個這樣的空間。辦公室有警戒，公共場所有「特權」的焦慮，對自己說不出自己的價值。

不是我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。是我的生活裡，真的只有這一個籃子能接住我。

但我說「沒有修復機制」其實不夠準確。我有教友。後援會。

超過十年的人，互助搶票、接機、紅地毯、見送會。〈15週年，我們都還在〉 寫的就是這群人。

2024 年林口事件，我被拒絕入場。那個創傷沒有框架可以承接，最後轉嫁到 yanaginagi 身上，變成兩年的迴避。那時候後援會不知道這件事對我有多嚴重。他們後來很懊惱，說如果多了解一點來由，就可以硬把我調進去了，因為那個時候位置還很多。

他們不是不願意幫。是不知道。

而我沒有讓他們知道。因為我長期覺得「在用身體狀況換特權」而極度不適，我不想要因為自己的事去麻煩別人。這個信念讓我在最關鍵的時候選擇不說。不是因為我不在乎，是因為我覺得說了就是在要求特權。

但結果是：我不說，別人就不知道。別人不知道，就幫不到我。然後我就一個人承受了那個崩潰。

2026 年，會長幫我跟主辦單位調整到最後一刻，甚至把工作人員找到我面前。Sony 見面會，我被安排到很近的位置。我在 〈夢想成真了，很好〉 那篇寫過：「開口求助不一定是在造成麻煩，有時會多一個出口。」

我的教友一直都在。缺的不是教友，是我願不願意在他們面前，把我最核心的需要說出來。

回到她。

她這個禮拜狀態不好。她也在接受諮商。她在我面前展現了脆弱，然後踩了剎車。

她讓我看見的是：接住我的人，也是被接住的。

這不是弱點。這是這件事能持續運作的條件。

她的專業體系裡內建了修復機制：督導、同儕支持、個人諮商、專業倫理要求。這些東西，傳統宗教有，像牧師、教友、安息日；諮商師的專業體系也有。

而我的系統裡，這一塊正在長出來。後援會是教友，諮商師是牧師。2026 年我開始學會開口，教友開始知道我需要什麼。

任何接住別人的系統，都需要被接住。諮商師如此，社工如此，照服員如此。我自己，可能也是如此。

她那天在我面前誠實地說自己狀態不好，其實是在示範一件事：被接住不是弱點，是被接住的人能繼續接住別人的前提。

也許，這也是我正在學的事。